這是一節更令我震撼的課，這堂課簡直就是實戰部署，原來，中美之間過去的較量，面對的就是通過這樣的教育訓練出來的對手！我把這節課的筆記整理出來與大家分享，希望我們反思、改進我們的大學教育，否則，我們的差距就不是一點點的問題。深為憂慮！
    這節課是晚上7點開始的，小班，總共只有12個學生，屬於邊討論邊上課的，上課的教授是美國前助理副國務卿Susan Shirk女士，她是研究中國問題的資深專家，有名的“中國通”，主要是從政治角度來看研究中國。她寫過四本與中國有關的書，最新的一本是“China:Fragile Superpower”即《中國：脆弱的超級大國》。從書名可以看出來，她的書讓國內領導人非常不爽。
    Susan Shirk與中國有較深淵源。1971年，Susan Shirk作為美國研究生訪問團的一員第一次到中國，受到周恩來總理的接見。也許，這是她對中國產生濃厚興趣的一個開始。她對中國了解較深。吳老先生給我介紹了她的一件軼事：在跟中國的一次談判中，她要求所有成員的衣服都必須自己洗，不能送出去洗，給中國一種隨時要撤離的印象，在心理上給中國代表施壓。
    而真正讓我感受到她的厲害的，是她的課，她講的是中美關系（博弈）：
    她讓學生記住兩點：
    1）中美關系的一個重要點：臺灣。
    2）中國追求的目標，有特殊性，並非像美國那樣真正意義上的國家利益，還有面子，有些時候，面子的分量很重。
    她這樣要求學生：
    1）分成四組，兩組代表中國，對中國政府提建議，並說出如何具體操作（即如何對付美國）；兩組代表美國，對美國政府提出建議，並說出如何具體操作（如何對付中國）。這兩方四個小組都必須談及臺灣問題，因為臺灣問題是中美之間持續的問題。然後，可以選擇從經濟、宗教、氣候等等具體的關系談起。討論的時候，視野要開闊，別受局限。
    這是真正意義上的實戰。
    2）每個小組須寫出10頁的文章，詳細闡述自己的觀點。她要求每個人都為這個項目做貢獻，多付出，多閱讀，發揮團隊精神。接著，Susan Shirk推薦了幾本書，然後，希望同學們為了尋找到最佳方案，閱讀、查找更多的書籍、參考文獻等。
    3）每個小組都必須對臺灣問題進行研究和探討。
    Susan Shirk對中美關系中的臺灣牌，看得何等重要，運用得何等嫻熟，由此可見一斑。
    Susan Shirk提出，如果哪個小組率先交文章，她會給獎勵，後來自由發言的時候，有同學問給的是什麽獎勵。Susan Shirk笑著說還沒有想好。
    然後是討論。Susan Shirk出了幾個題，第一個是，美中關系為何重要，又為何難以處理好？我大致記得幾位同學的回答：制度問題、民主沖突、決定政策的機制不同等等。
    Susan Shirk做了補充，其中一句比較有意思，我記得非常清楚：“美國和中國都認為自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國家，都自我感覺良好。所不同的是，中國領導人比較滿足於自己的權力，沒有興趣讓別的國家去仿效它，以維持權力的穩定和安全為核心，而美國覺得自己的制度最好，希望全世界都仿效它。”
    Susan Shirk對中國的批評我不在此處列舉，以免這篇文章被無辜屏蔽。她講的經濟方面的問題卻非常值得一提，這是她對中國最滿意的地方——Susan Shirk多次提到：“中國就像一個銀行家，對美國慷慨提供經濟援助，這會促進美中關系。”她提到中國大量購買美國國債，這是我印象中，她對中國最正面的評價，但我心裏卻說不出來的難受。
    同時，Susan Shirk認為中國不可能在經濟上對美國構成威脅。她認為，中國與當年的日本不同，兩個經濟體是各自獨立的，更多的是互補關系。<-{YBD_NEWPAGE}->
    Susan Shirk曾擔任美國政府的中國問題顧問，在奧巴馬組閣以前，她被媒體評論為擔任美國駐華大使的人選之一，其觀點對美國的對華政策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，然而，即便這樣一個有影響力的人物，在上課的時候，表現得非常敬業和專註。離職即平民，在美國，自由平等之深入人心，真的很令人羨慕。
    我必須要強調的是，San Diego大學，確切地說，是加州大學San Diego分校，在美國大學的排名中，大致位居100名附近（現在有上升），並非名校，即使這樣一個學校，其教學理念依然令我非常震撼。2007年，北大建設五星級賓館的新聞引起一片爭議，而當年中國科學評價研究中心發布的“世界一流大學競爭力排行榜”，前400名中，中國大陸地區僅占8所，排名最靠前的北京大學排在第192位，清華大學排在196位。<-{YBD_NEWPAGE}->
    我不知道這算不算差距。
    如果算，這絕不是全部，因為，還有更深的諸如體制、制度等方面的因素。
    10月1日晚上，在中國慶祝國慶的時候，San Diego大學四名研究中國問題的資深專家，聯袂做了一場演講（見下圖），四人分別從四個角度對中國問題進行了剖析。聽課的不僅有學生，還有白發蒼蒼的老人。吳老先生夫婦、Susan夫婦也都去了。美國的大學是比較開放的，其課程安排都掛在網上，像這樣的講座，附近的市民有興趣的也可以去聽，這樣的大學才是真正意義上開啟民智的場所。
 在美國，對大學功能的排列，位居第一位的是“社會批判”的功能，不媚權，不依附於政治。為了確保做到這一點，“美國大學教授聯合會（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）”（簡稱AAUP）促成了教授終身制制度的確立，強調教授作為教師和學者有權自由發表言論，除非不稱職或有道德缺陷，教師的職位必須得到保證。美國人認為，學術自由是大學得以存在的必要前提，教授只要能夠勝任教學工作，同時堅持中立的原則，可以不受其他任何限制。
    也因此，美國的大學很多時候並不和美國政府保持一致，比如，“20世紀60年代的民權運動和反戰高潮無一不在高校風起雲湧”。美國大學雖然未必和美國政府保持一致，卻與美國的國家利益保持一致。這聽起來別扭，卻是事實。
    美國的教育是人性化的，是與實踐結合很緊的，是充滿樂趣的享受型的教育，這樣的教育對孩子不再是摧殘，而是一種吸引和磨礪。所以，我將來也打算送孩子去美國讀書。
    從美國回來後，不知怎的，緊迫感變得非常強，仿佛有一只無形的鞭子敲打著自己，得空就讀書、查閱資料，但是，我也知道，一切皆有定數，很多努力或許是徒勞的，一些實話也會令一些人非常不快，但不管怎樣，我牢記爺爺的話，為了故鄉芬芳的泥土，永不放棄。